北京，奥运会的主场，理所当然亦是中国承诺服务奥运的3G——TD的主场。对许多人来说，鸟巢是看得见而TD是看不见的，但是，TD注定将与我们每个人发生更紧密的联系，不仅仅因为奥运。因此，当各种议论和流言袭来，我们好奇，究竟TD在北京的那些高楼顶层、环路边上发生了什么?
朱丽复北京移动TD小组成员
2008年北京的初夏反常地持续阴雨潮闷，尽管没有太强烈的日晒，55岁的朱丽复每天仍不忘记背上一个小水壶再出去。作为北京移动TD小组中的网优成员，她和同事们要负责为几千个TD基站落实合适的站址。在今天的环境下，谁都知道这是个相当考验人的活儿，经常出现特殊问题和状况，朱丽复早已习以为常。但当有一天她去园林单位谈一个站址，在外面整整站了2个半小时几乎虚脱都没人搭理之后，朱丽复明白了，自己能否完成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带上一个小水壶，以便能坚持站到对方有空为止。
13年前，朱丽复就在这个行业从事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，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拆分出来后，数字移动通信的建设飞速发展，到今天北京移动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城域网，可以让数万人同时打手机，国际漫游四通八达，满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通信需求应该不成问题。
然而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仍然来到了朱丽复和她所在的公司面前。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，这届奥运会一定会提供3G服务。这个3G，就是位列国际标准之一的TD-SCDMA，作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移动通信合作伙伴，中国移动集团总部给北京移动下了死命令。
国家级的使命、极其有限的时间和无穷的难题，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朱丽复和小组成员们就开始了通宵达旦的忙碌生活。
一年完成13年的任务
网优部综合部副经理张伟是去年11月半路加入朱丽复他们的，第一天就干到了凌晨4点，让他印象很深。从此以后每天都成了这样，“睡觉变成很奢侈的事。”
从去年3月一期设备集采完成后，负责网络整体建设的北京移动TD小组迅速成立起来。但是，要实现奥运通信要求的性能指标，一年多的时间里，TD网络必须达到有13年历史的GSM的规模。
要把13年的成果压缩到1年多来完成，必须不惜代价挤时间赶进度。比如谈站址，一般一个过去要谈3个月的站址，现在只有3天;基站建设也只给3天，以前至少要15天;基站建完了，连光纤、导换数据，就给1天，但是为了减少干扰在网用户，这些工作都在晚上12点以后开始，只有5个人的传输小组往往要轮流通宵。
“在工作中，很多事情都需要过程，但是建设TD这件事不允许有过程。”朱丽复感叹。特别是在奥运前的北京，想动土木会遇到许多难以预计的困难。
首都机场T3航站楼停机坪覆盖工程，从去年开始争取相关手续，拿到许可证时已经是今年6月27日，且在7月3日必须完工，全部人员撤走。平常要15天才能立好一个天线杆，这回要在一个星期内立出四根。进了戒备森严的机场，这支施工队伍完全变成“孤岛”——无法利用机场内资源，也不能随便调进外面的资源。本来是前期协调人的朱丽复，只好跟着施工队，随时协调各种问题。有一次凌晨2点，正在竖杆的大吊车突然没油了，停在加油车通道，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将影响到白天机场运行，但机场内的油不能加，外面的油不能进，朱丽复只好步行半小时从另一头调了一部大吊车来，来了之后油又抽不出来，最后是一个工人想了办法把油弄了出来，好不容易停工的吊车开走了，这时候已经是早晨5点多。谁都没休息，又继续建基站，终于按时开通了GSM/TD基站。开通那天，全公司人都特别兴奋，总经理何宁一早想打电话祝贺刚从前线撤下的人，想了半天，没忍心打。
随着奥运临近，TD建设也进入冲刺阶段，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早就集结了500多人的强大技术支持队伍，分成6个小组，深度参与到网络规划、优化、建设等各个环节，各主要负责人一年多从没休息过。“这支队伍是全国TD项目中规模最大的，”中兴通讯移动市场总监陈芙说，“我们理解到北京TD建设的特殊性，并且有信心做好。”北京移动透露，当前TD网络规模已经能够实现对奥运会的承诺，但为了“尽全力给用户最好的体验”，全公司仍都处在最紧张的冲刺状态，每天相关的会议从早上9点排到晚上9点，各项任务逐一落实，朱丽复的嗓子也日渐嘶哑。
在满负荷赶进度的时候，又经常传来其他兄弟城市TD网完工的信息，无形中又加大了压力，但北京移动的整体行进并没出现异样，也没有人抱怨或退缩。T3工程组成员们说，用户想一下飞机就能找到信号，我们有能力也必须满足，“此时不亮剑，更待何时!”更多的时候，是强烈的事业感促使他们蔑视困难和挑战。这种感受经常会直接从何宁那里传递而来，“邓亚萍一天练球十七八个小时，她说一点都不累，热爱一项事业就不会感到辛苦，而是一种快乐。”
张伟 北京移动TD小组成员
非常议论
尽管拼命赶，进度勉强还算顺利，但外界议论却向相反方向不断扩散。因为还存在不少盲点，有一些专家认为，与国家战略的迫切性相比，与实际需求相比，甚至与其他城市相比，北京作为标志性的核心地区，TD的建设速度难以交代。有些舆论甚至据此推测，是不是运营商并没有全力以赴。
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基站
天天奔波在外的朱丽复承认，到今天，仍有少量站址没有落实，“很难谈，但我们会努力，直到成功。”
即使谈下的站址，在后期建设时仍会遇到更大的问题。前面提到的T3航站楼算是一个特例，但是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在大量的社会站址上。承建商之一中通建总经理隗宝奇说，从去年5月开始，公司就从全国其他分部抽调了400名技术工人，夜以继日地干活。如果条件具备，都是以超常的3天左右完成一个基站。但是至今仍有基站受到业主阻挠未能完成，甚至有拆过四五回的基站，有的基站建了三四个月还没完工。
一位北京移动TD小组成员向记者透露，仅公司总经理参加的有关TD会议，已经超过100多次，都是为了解决相关问题，“我们很清楚，TD是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。”
站址在无线通信飞速发展的今天，越来越是稀缺资源。有很多按规划选好的站址，配套设施不行，只得再找其他的地方，地方就这么多，不同网络的站址越来越集中，往往在一个楼顶上，能看到小灵通、GSM、CDMA、TD的天线扎堆。这时候再想新进，很多地方就坐地起价，开出离谱的高租，但这还不是最难的，更多的业主们误解天线辐射超强，会伤害健康，花再多的钱也不同意设基站。
“这种心理已经非常普遍，不仅仅是居民区，在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存在，”张伟说，“但是不设基站，用户又会投诉信号不好。没有基站当然就没有信号!”
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栋商用楼顶上，记者看到，在已经建好的机房里，机柜的占地很小，但是暴露在眼线中的天线体积相对较大，容易让人产生辐射大的感受。但实际的情况是，据国家环保部门检测，根据我国电磁辐射安全标准相关技术参数严格配置的GSM基站辐射，仅为国标的百分之一，而仅为GSM基站发射功率十分之一的TD基站，辐射强度就更加低于国家安全标准。换句话说，额定发射功率只有2W的一个TD基站，辐射量绝不会超过一个普通手机。
但是这些话从朱丽复们嘴里说出来，难以说服众人，甚至环保部门出具的证明都没用。文化程度相对偏高的北京市民们认为，应当有更权威的部门站出来，说明辐射问题。
在缺乏更有力的证明下，北京移动想了很多办法，包括把能利用的2G站址都拿出来，“掏了全部家底”，但只能满足30%的需求。朱丽复带着小水壶，与业主们反复交涉，甚至“利用”刚刚过去的震灾，“如果地震来了，能打通电话多重要呀!”工建部经理吴宇辉带我们去东二环边上一块绿地，满足地看一个立好的杆，“这个杆立得多好呀，不在楼顶上，不影响业主心情。”但就是这个绿地上的站址，也是他们曲折找到电力公司一起向有关部门申请到的。为了站址谈判，北京移动至今已经投入了一千多的人力，其他代价难以估算。
目前，仍有一部分站址无法落实，主要集中在学校(担心辐射)、医院(担心仪器受影响、患者有意见)和居民区(担心辐射、不满足站址要求)。
虽然站址谈判占用了网优中心的大量精力，但更大地挑战还会在网络优化的本行。具有多年网优经验的张伟说，TD是个新技术，很多网优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比如如何利用智能天线、如何掌握呼吸效应，我们只能尽量采取最保险的做法，保证网络质量符合奥运的高要求。
张伟说，有时候开车经过二环，看见路边的那些基站，眼眶都是湿的。就在4月初，一个同事，母亲去世当天，一早还和朱丽复一起去选址。“TD网能到今天，不容易。”朱丽复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毛慧岩 北京移动TD小组成员
移动通信业的困境
从1987年中国百姓拥有第一个大哥大开始，飞速发展的移动通信业创造了无数个奇迹，催生了一个伟大的产业，但是负外部效应产生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明显。
选址难、天价租金、社会心理盲区、资源稀缺，这些反作用力伴随着移动通信业的发展而日趋壮大，到今天，似乎集中爆发在一个全新网络诞生的过程中。
目前，TD下一步站址难点在于四大区域，而担心的焦点，全部集中于辐射问题上。但却不是朱丽复们能够解释清楚的。
另一个重要的资源，传输管道也给北京移动传输中心出了很大的难题。去年4月毕业来到这个部门的毛慧岩，正好赶上奥运通信保障和TD建设。丰富业务和3G网络要求有更多的专线和光纤连接，但是没有自己管道的北京移动无法重新挖开地面，以前大部分依靠租赁网通管道，“但现在重组了，不知道人家还会不会租给我们，”戴着无线耳机以腾出双手去工作的毛慧岩无奈地想。现在，北京移动开始更多地与歌华、电力这样的管道拥有者加强联系。毛慧岩困惑地说，既然各家都是靠业务竞争，为什么管道资源不能由政府统一管理，公开租赁呢?
吴宇辉 北京移动TD小组成员
随着中国移动通信业整体向3G的升级，资源稀缺等各种矛盾会越来越集中。TD的成功，不仅是中国通信史的一座丰碑，也许还能启发更多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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